我与"野草"诸君中结缘最早的是九九君和罗鹤君，那是五十年代的后期，我家还住在原临江西路11号院内，门前有一个贮木场，再往前便是锦江，是我儿时充满乐趣和幻想的母亲江。我比九九君蠢长几岁，但我在龙江路小学的同学邹国昌、赵德辉、蒋先清、龚勤廉等都与九九君相邻而居，所以我在同学家中见过九九君和罗君。何况当时位处新南门大桥外的临江路、致民路一带已属城外，住户不是很多。顽皮的我们大都彼此认识，常在江里一起游泳，或去桥栏杆和鱼嘴上跳水，或在江里追鸭子捞木柴，或到江边的刘家花园偷苹果，或去华西大学内踢足球。稍长，我还去罗君家后的空泥地上练过举重。罗君的家在一条死巷内，一排破旧的茅草屋，家家都点煤油灯。
　　58年为修成都汽车站，11号院被撤迁到临江路建成65号院。记得那之后九九君的四舅公才搬入院内。四舅公瘦弱，深度近视，头戴一顶黑色圆线帽，身穿兰布长衫，精于岐黄和果木术，虽有儿女，但孤身住在院内，喜近孩童故我常去求教。“困难”时九九君常来四舅公家"杀"伙食，我们常见面。
　　61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下到龙泉公社帮助农民春种春收，我亲眼目睹农村荒草萋萋，农民每日喝大锅清水汤，处处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自己也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不敢言饿而体重降至86斤，下身出现浮肿。那时的九九君和罗君却能生产自救或联手沿街叫卖油炸馍馍或下江捞鱼捉蟹改善生活，表现出善于生存的智慧。九九渡君聪明外露，而罗鹤君则属发“内力”的一类，他俩珠联璧合，从小就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
　　后来，为了生存，罗鹤君下到屏山茶场，九九渡君深入盐源彝族自治县接受再教育，我则被命运甩到威远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做苦力，日日开山放炮，修桥筑路。既然天各一方，我们自然无缘见面，偶尔于故乡蓉城街头一晤，转瞬南北，已是匆匆十余年。
　　78年底我在轴承厂做临时搬运工，恰逢九九君也调到该厂，我俩朝昔相处自然多了一份了解。原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都大抵相似，从此彼此间更加亲近，九九君亦知我性近文艺。79年九九君去了香港。通过他的介绍，我在老友樵夫君家与"野草文学社"的社长邓垦君晤面。我们相逢恨晚痛饮大醉。记得那是80年的3月13日。当月25日我涂成 "十三日后酬诸君"一诗，发表在《诗友》第十三期上，从此，我便与"野草"结缘。
　　我最早见到"野草"诸君的诗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吴鸿君常到我院邻谢家见他的老师谢朝崧先生。谢先生学富五车在文学界有许多老朋友，他曾引荐我认识诗人，作家尹一之先生，使我走上酷爱文学的道路。吴鸿君知道我爱好诗歌后便把陈墨君的《独白》及邓垦君的《久别的微笑》等诗作冒卞之琳，陈梦家之名抄给我读，同时还有他的诗作《清音阁》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79年3月初在总府街墙上见到张贴的《野草》第一期时还 以为这些人抄袭前人的诗作，造成小小的误会。
　　"野草"诸君中樵夫、谢庄、兰成、一了君都是我六十年代的老友。与樵夫君相识是63年在转轮街的"云雨楼"上。谢庄君是64年我当社青时在街道办事处结缘的，那时他腋下常夹着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兰成君和一了君都是在我小学同学邹国昌家附近以棋结缘的。一了君是国昌的弟弟家富的朋友;兰成君则是我老友黄璇君的表弟。如今，他们有的成为风流潇洒的儒商，有的成为知名的散文作家，有的性近佛老行医施善，有的弃教下海奋力拼博，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野草》办了三期，《诗友》出了八十一期，断断续续历时十余年，回首往事，值得珍惜的是写下了我们的心声，凝聚了我们的友谊，鼓足了我们的勇气，坚定了我们的理念。窃以为过去几十年痛苦的经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我们不仅应该用笔来表现痛苦，还需要继续用笔来揭示吃人的封建礼教和专制政体是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正因为如此，那段历史和我们的经历都还值得我们书写，我们的笔绝不能放下!回首往事，瞻望未来，前面的路依然很长，在历史、今天和未来面前光有勇气显然是不够的，愿与 "野草"诸君共勉。

　　　　1998.12.18于美国

　　常常听得人们口头谈着“缘分”这个词，不知是否与佛家之“缘法”同源。想想也是，夫妻是缘；情侣是缘；兄弟姐妹邻里亲朋，同窗读书同室共事，相逢即是有缘。甚至同乘一辆车同坐一条船说不准也得有那么点缘分。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我结识了后来成为《野草》文学社主将的邓垦陈墨等人。经过无数的人事变换，先后交往过的许多人都已忘记，经历过的许多事也随风而逝。《野草》这雪球却越滚越大，朋友也越来越多。这，恐怕就是一辈子也解不开的“缘”了罢。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缘也断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结上的。假定你乘飞机或者坐火车，你的邻座也许跟你有过热烈交谈，可一到目的地，说声“拜拜”，从此烟消云散，你和他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本人之所以能同“野草”们由偶然相识为友并长期交往至现在以至永远相信便因为是同类的原故。（这种情况远不只我一个，“野草”中人大都如此）。就说草吧，其中也大有不同，譬如草坪上供人观赏的草和球场栽种的草，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洒水喷药防旱防涝；草中极品兰草就非同小可啦：冬天要防寒，夏天要遮荫；要用特殊的营养土；要有适当的温湿度；至于长在旁边的野草，那是坚决拔除一撮不留的。否则，那兰草的“王者香”岂不被野草的泥腥气冲得不倫不类。搞得不好还会被野草顽强的生命埋葬——野草永远不会与兰草结缘。
　　那时候，我们都是没有政治背景更无社会地位，甚至没有工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青年。在那个讲出身论阶级的年代，我们实实在在是生长在田边地头，墙角石缝的野草。任凭风霜打，备受车碾人踏当时高唱的所谓理想前途，不过是权贵子女的奢侈品，何来我们的份？但我们毕竟是人，是心智健康情感正常有血有肉的人。我们需要渲泻也需要共鸣。正巧在朋友家认识了抱着自制吉它，唱着“当我们小的时候”的九九，同时认识的还有前大学英语教授的儿子正做临时工的兰成。九九风流潇洒背后的阴郁，兰成落拓掩盖着的机敏，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经他们结识了在公园茶座替人画像谋生的艺术家乐加，在东郊某水泥厂超过1 0 0 分贝噪音和看不见人的中干苦力流臭汗的邓垦。因病刚由盐源返城的知青陈墨,当伙头军的徐抷还有守着瘫痪老母每逢下雨就得动用全部锅碗瓢盆接漏的罗鹤。。。。。。总之，是一群经济十分贫困，精神却极为乐观丰富的青年人。我觉得，他们和我以往认识的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有抱负有深度，但未成功。这使我对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和亲切的认同感。
　　在此之前，我就很喜欢读书，主要是为了在书中寻找自己的理想世界。但刚刚经过大规模的“焚书”运动，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削尖脑袋也只不过找到几本中外名著，不过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约翰克利斯多夫》等。读了也就过了，是典型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谈不上文学爱好，更不用说动笔写什么诗，作什么文。那年正月初七草堂聚会，戴眼镜的何归制了许多灯谜贴在墙上让大家猜，猜中就奖励一颗糖。朋友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象一群孩子。记得最牢的谜面是“老虎跳上岗警台”，猜句唐诗，有人立刻抢着叫出来“路上行人欲断魂”。真是既贴切又好笑。在车站干着扛大包当装卸工的何归，竟然有那么多的学识，那么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幽默情趣，难怪大家称他欧博呢。后来读到陈墨邓垦的诗，就更加令我惊讶不已：这是我朋友的诗么？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竟是他们这些既未受过高等教育，又无名师指点的苦力写出来的！从此，我对他们更是敬佩有加。受他们影响，我读到了从前既未听过更未读过的徐志摩，戴望舒；知道了诗歌不只是喊口号比嗓门。它是用美的语言，美的节律，美的音韵抒发人至真至纯的情感的手段。
　　虽说认识陈墨邓垦已好些年，也知他们非等闲之辈。我还是在他们创办油印刊物《野草》时小小吓了一跳。尽管其时文革差不多已经结束，压在人们心头的阴云却远未散尽。事实上，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可说是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办民办刊物跟“提脑袋玩命”可是差不多的。所以，邓垦带着《野草》送来时我着实替他们担忧，知道会触犯当局。果然，当局很快查禁了《野草》，《野草》被迫停刊。
　　但是信念是查禁不了的。几个月后《野草》的另一形式《诗友》诞生了。只是不再对外，而用手抄形式在诗友内部传阅。但她的能量却象个巨大的磁场，将周围的人们迅速裹卷进去。本人也有幸成为其中之一。虽然，我是一个缺乏诗情崇尚理性的人，也知道自己在文学上是毫无造就之材。但我仍然愿意试着用文学语言谈自己想说话；虽然我的所谓“诗”根本就没有诗味，仍然得到陈墨邓垦的热情鼓励。这使我至今心存感激。这也就是为什么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大潮的冲撞，在商海沉浮二十年，对各位诗友的复杂情结总是难以割舍的缘故。
　　星移斗转，寒来暑往，《野草》已走过漫长而短促的二十年。今天的诗友们正奔忙于各个领域。过去的苦力，有的成了企事业高级管理人员如吴鸿，何归；有的经商致富如樵夫，罗鹤；有的取得高等学历作了教师如冯里，阿宁，兰成；有的漂洋过海扎根在异国他乡如蔡楚；有的成了本地媒体的常客如九九。。。。。。但万变不离其宗。除了大多诗友已年过半百鬓发染霜外，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野草情结。所以五年前陈墨蔡楚合作出版了《鸡鸣集》，接着九九牵头将诗友和《野草》编辑成《野草诗选》；这两本书的问世极大地调动了诗友们的积极性：谢庄出了《感慨集》，九九出了《九九谐诗》《魂断台北》罗鹤出了《方脑壳传奇》。。。。。。只可惜两位主将陈墨的散文《何必集》邓垦的叙事长诗《春波梦》尚在沉默之中，千呼晚唤未出来。应当承认，当今社会大环境及诗友们自身的状况远非三十年前可比。所以抓住机遇非常必要。总结过去就是面向未来。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我们看见：我们经过我们前人没有经历过而我们后人不可能经历的艰难困苦，却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对人生信念的追求。虽然今天我们仍然是未登大雅之堂的野草，但我们不自卑也不自怜。面对自己也面对他人，甚至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没有包装，我们是野草。
　　　　1 9 9 8 。1 2 。1 0

　　九九送了我一张名片。
　　其实我认识九九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那时他正在冒名顶替别人做着 "地下"临时工。政策宽松后被安排为相对稳定的在册临时工－－掺茶。跟他父亲联系上到香港定居，又从香港回内地发展。恋爱结婚离婚，再恋爱再结婚有了胖小子……。虽然大家都屡遭世事变迁、历经人生沉浮，其间并未中断过交往。明明白白的患难之交，知根知底的多年老友了，送张名片岂非多余？
　　但是，这张名片同我名片夹中的诸多名片可大不一样。它的设计别出心裁，独具匠心，十分显眼。名片的左边，是占了一小半画面的九九自画像。右边才按着惯例印刷头衔。他这"头衔"却并不怎么样，并非什么公司董事长、总裁或其他什么表示社会地位的"虎皮"。而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六个字：自由撰稿，九九。背面开一座"九九作坊"，声称里面在"制造幽默、供应快乐"。创意奇特、构思简练，令人不禁拍案叫绝：妙哉、九九！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朴朴实实的本质本色。于是我特别小心地珍藏了它。
　　九九本名杜九森。记得年轻那阵，他和我的同学 "含羞草"相恋时，写信用的落款是四木九土。开始我们很奇怪：干吗弄成怪头怪脑的日本人名？随后恍然大悟："杜九森。三字拆开是也！而九九这个叫法，却是他儿童时代他母亲叫的小名。也许是他母亲祈愿她这受苦受难的唯一儿子能够九九长寿，或者是在我国的民间习俗里，"九"是个常用数字也是个幸运数字吧。我国历来有"满则溢"的说法，数什么总是到 "九"为止，一般不上"十"的。比如称皇帝为"九五"之尊，故宫里房屋的总间数是几个"九"的横向排列；冬季最冷的天气被叫做 "数九"；会算计的人被说成"肚里有个小九九"；唐僧取经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连鲁迅先生笔下都有个 "豆腐西施"九斤老太。等等等等。在民间，小名叫九九的人更不在少数。可我们面前这位多才多艺的风流人物，放着许多过去用过的雅的谐的不用，偏偏用了个野草般随处可见的普通小名作为笔名，怕也是九九永远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之处了。
　　据我所知，九九近年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先是在《华西都市报》辟了《九老表怪论》、《怪味词典》两个专栏。其中获得"西牛杯川味幽默妙语播台赛"二等奖。在《成都商报》《家庭生活健康》报上也有数量可观的小品问世。随后又结集出版了充满川味麻辣烫特色的《九九谐诗》。他的这些谐诗小品，在幽默中包含着酸楚；在滑稽里深藏着冷峻。通俗得使人轻松；深刻得令人反思。就象他本人的外形一样：表面上一身随意潇洒；骨子里满腔甜酸苦辣。尤其是当他的长篇纪实《魂断台北》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这批九九的老朋友深深为他感到欣慰。这是长久沉默几近窒息后的爆发，它对人们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证实了九九潜在的艺术能量；既能做滑稽小品，也能写正面文章。他继承了高智商父母的遗传基因，多才多艺又吃苦耐劳。他形象思维活跃准确，语言艺术幽默诙谐，能把看似粗俗的方言俗语恰如其份地运用于他的作品当中。就象平常朋友相聚时，他要么不发言，发言决定妙语如珠。所以哪怕在过去那么困难的年代，九九也是备受朋友欢迎的。朋友们说，有了他，苦涩的日子就有了些笑声；有了他，单调的生活就有了些色彩。
　　九九的路是坎坷的，少见的；九九的性格是复杂的、多重的。在自己的名片上冠以“自由撰稿”，既是实情，又有无奈。如果想以短短的几行文字来总结九九那太不现实。但有一点我相信，在"九九作坊里"推出的精神产品，不敢说是"满汉全席"，起码是能让你欢笑快乐的川味小吃。不然，我会拿他的名片找他是问。

　　　　１９９７.１２

　　六十年代末，是皂白难分的年代。无书可看，无处可走，无地能玩，有也不能玩。虽住家在县城，我却是农民，每天在山上田间干活，晚上回家睡觉，过着机械与麻木的日子。偶尔能找到一本好书来看，就会异常地高兴。
　　有一天收工回家。房东的儿子拿着一本《中国古代散文选》在看。我真是喜出望外。他比我小，我也就很容易地把此书借了过来。好几天过去了。我还尚未将此书看完。又是一个收工回来的日子，房东儿子来了，要我还书了，说有一个亲戚要拿到乡下去看。我舍不得这本书，又不能不还，就说："拿到乡下去？乡下人读得懂吗？不要把书弄坏了！"等话，完全是爱书惜书一时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当然气话说完书还是得还。在还书过去时，同时也就看到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陌生人呆在房东儿子屋里。我不认识也就没有招呼。悻悻地回自家屋里了。隔了一会儿，房东儿子给我送来了一张纸条，说是他亲戚留给我的。上写小诗一首，题曰：《咏花针》，诗云："小小花针值几文，世上何愁少几根，眼睛长在屁股上，只重衣冠不重人"。看了此诗，我既觉得此诗写得好，十分切贴，但又总有点不安逸，于是说：“此人怎无容人之雅量？”我母亲和我姐姐看了此诗真把我好笑了一通。母亲说："看你今后再目中无人否！"姐说："今番遇到高人了！你可知他是谁吗？他是吴江大的儿子，叫吴阿宁。"我确实不认识他，只听说过吴江大是个 "帽子"，过去是教大学的。姐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吴"帽子"当然会有一个自尊心强、会做诗的儿子！吴阿宁自然书比我读得多得多，都怪我……。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仍每天上山下地劳作。直到有一件事发生。却使我和阿宁成了朋友。
　　后院有一间空房，一直没人住。有一天我在窗下一探头，却看见里面怎么住了一个人？此人高瘦，发长、面显土色，衣衫灰旧，无声无息地在看书。惊问母亲此是何人？告诉我是房东亲戚，是个才子，原是某报记者，右派，因病从凉山出来治疗，名叫匡远福，是阿宁的表兄。
　　从此我就多了一个默默的邻居。我好敬佩他。只冲他那份宁静，静入化境，若不是偶尔传来一阵阵令人心悸的咳嗽，几疑那是一个高僧闭关清修的所在。我从来没和他说过话，虽然我每天总要莫名其妙地从他窗前瞄上一瞄。一天回来，探头一看，没有人了。一问，才知他住进了医院。两三天后我再见他时，已是在医院的太平间了。
　　他是因铅中毒死的，是在铅锌矿采矿的结果。不闭的眼睛，青灰无肉的脸，手脚卷曲不伸地躺在水泥台上。一直无声的他却让我在这时听到了强烈的呐喊！我和另一个人给他换上了干净的旧衣。这是平生最费劲的一次穿衣。旧衣下的灵魂在悲凉至极中走出苦海，卷曲的身体告诉着永久的不平。将他装人丁木板钉成的人匣子 （非正规棺材的俗称）我和另外三人把他抬到了一个河滩地，就这样埋葬了他。
　　埋了匡远福回来，母亲领着我认识了死者的舅父，阿宁的父亲吴江大先生：一个博学敦厚，慈祥无比的长者。同时还认识了德君－－ 阿宁的妹妹。我忍不住将还书和《咏花针》的事情告诉了德君，也表述了我的歉意，愿和阿宁成为朋友。阿宁没有来，他在离家二十多里的大山上修路。
　　那时，常放给农民看的电影有《红旗渠》。一天晚上在东门街中间挂上银幕又放映这部片子。人还是很多，不看坝坝电影，又能看啥？图闹热，我也去了。并且站在高凳上，高谈阔论。肆无忌惮地嘲笑导演挖苦演员，……既放肆又张狂，但很过瘾，很满足，很快乐。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要我从高凳上下来要和我说几句话。我第一反应是"老左"来找麻烦，于是跳下来自然就来了一个弓腰双拳抱胸的打架守势。（那时我经常打架，为此还挨过批斗）。谁知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开心地笑了。－－他说他叫吴阿宁。为我在他表兄死去时的"义举"而感谢我，并邀请我什么时候去乡下他家。他的家在天地四方的中央名"六合"。 　　这一晚的快乐真令我终身难忘。
　　于是在某一个晚上我去了他家。用阿宁的话说："你敲开了我从不开放的小门……"我与他成为朋友至今己快三十年了，其间一同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人生的艰难险阻，但还是一直共同的走过来了；当然还将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极地。

　　　　１９９８.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