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妈 ● 坤 一
小淖坝街-成都市一条静僻小街。清末民国初，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官宦士绅、大商人
家。青砖高墙，雕花门楣，高门栏，厚重的双开木门。木门上装饰着一对青铜兽-护门神獆饕
含着门环。门前有石狮，墙上镶嵌着拴马柱......这一切，似乎叙说着房屋主人当年的辉煌。
小淖坝街31号，清道光年间即开设书坊“志古堂”的王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在这里
居住。六七十年代我常到小淖坝街去。先是每月从我大叔处要三、五块钱，大叔无职业，靠赶
双流、中和等乡场偷偷卖渔钩渔线为生。后是去看望他，他是鳏夫，住在小淖坝街31号斜对门
不足五平方米的房内。（我父母在文革中均死于非命，六八年到七零年，我和姐姐靠大哥、五
姨妈、大叔、孃孃每月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几块钱供养。）
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惶惑地朝里张望。那门前的石狮面目已经模糊，那三重
天井阴深的四合院早已变成多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脑海里幻化出当年“志古堂”王家，八乘
大轿迎娶五姨妈时的情景。当年王家娶的媳妇好漂亮：纤纤身段、白白皮肤、高高鼻梁……；
王家的娶亲好排场：小淖坝街上放鞭炮、搭戏台、摆席桌、唢呐子吹得震天价响……。虽然时
过境迁，现谁家都巴不得是五代赤贫，唯恐粘上“九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关、管、
杀、臭老九）和复杂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海外关系）。可我大叔和邻居老人们却还神秘兮兮、
悄悄地向我叙说起。
父亲四八年底从成都军校离职，五二年招聘到山西省平陆任中学教员。母亲一人拖着
五个儿女又常生病，四哥已抱养给母亲在邮电局的同事罗孃孃。大哥十三岁，我才五岁时，新
近搬来的邻居何玲夫妇无孩，见我年龄小模样乖，意欲收养我。他们夫妇是新疆某兵团“干
部”，生活条件好，我母亲也准备答应。这事被五姨妈知道了，赶来我家对我妈说：“这个娃
儿你带不了我带，绝不能给别人。”我母亲只此一个胞姐，当然这事就此作罢。
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母亲送我到五姨妈处寄养。一号桥附近市中医医院门外，我们母
女二人衣衫破旧，怯怯地站着。吃午饭了，五姨妈才急急地出得门来。她从头到脚打量了我母
亲一眼，然后温和地看着我问：“毛女子，饿惨了哇？”带着我俩到拐角小关庙街一小饭馆吃
了饭，接过母亲手中不大的布包袱，牵着我向宿舍走去。
宿舍在医院制药房旁边一个木楼上。上楼的木楼梯又窄又陡，走在上面吱吱作响。楼
上有三间屋，左右两边各住着两个姑娘，中间一间，就是我的新家了。屋内，两面靠墙各摆两
间单人床，床上挂着低矮的棉纱蚊帐。两床之间隔着张课桌，桌上摆着泡菜瓶、漱口缸、温水
瓶，几乎没有过道。从屋顶上掉下一盏15瓦的白炽灯，一根拉线开关的绳头拴着四根捆中药袋
的细纸绳，分别拉向四个人的床头边。床下塞着木箱、脸盆、痰盂。用水、如厕都在楼下。连
同我五姨妈在内的四位妇女都是结过婚的单身人，都有点文化，在医院里干着“干部”工作，
有的收费、挂号，有的当会计、化验，过着军营式的生活。白天上班，吃饭在伙食团，晚上还
要开会、政治学习和参加各种名义的义务劳动。
五姨父四五年病逝，留下一儿一女。大表哥五○年就参了军，由于当时对出身审查不严，
不过后来还是被清理复员。表姐在贵阳教书。我就成了五姨妈的幺女，像尾巴一样天天跟着她上
上下下。白天在药房看她开票收费，看叔叔孃孃抓药称药，晚上睡在五姨妈脚边。冬天倒可以给
她偎脚，夏天就难过了。蚊帐里又挤又闷，起床后篾席上留下人形汗渍。我年幼尚可睡着，五姨
妈则多半坐在床边,给我扇扇、打蚊子。
她收费手快，差错极少，只有一次例外。上午收到的近两百元钱，在午休时没有像往常
一样随身携带，锁在抽屉里。下午上班就发现抽屉被撬。医院硬是从她每月三十块钱工资中扣去
十元，扣了将近两年才扣完。其它曾有类似情况的人能财务冲销，有打抱不平的同事叫她去找领
导论理。她自知成分是“地主”，大气不出把这事给挺了过去，连给儿女写信都不敢提半句。
从此收费更小心了，长短几分钱都要反复计算。别人下班了，她得把帐结清交到财会室后才最后
一个离开。
星期天便跟着五姨妈在回南新街的路上，间或排队吃到成都名小吃“三友凉粉”、“担
担面”等。南新街有五姨妈和其叔母王婆婆共住一室的小屋，门上方挂着红匾额“军属之家”。
王婆婆江浙人，高高瘦瘦，不爱言笑，在帮别人带小孩。有时吩咐我做点小事，我听不明白她说
的啥，常常摸不着头脑。
我在医院的中药房混得很熟了。因为五姨妈在那里人缘好，经常带点泡菜或在医院冬天
烤火的焦炭炉上炖点红豆萝卜汤之类大家吃，或帮同事的小孩织毛衣。有张伯伯（张文涛，画家
张友岚之父）、袁孃孃等人经常逗我：邱妹儿或邱坤一（姓都随了五姨妈），你长大了给不给你
五姨妈买烟？供不供养你五姨妈？我当然说要买，要供养。于是，便赏我几粒红枣或干桂圆吃，
或舀一小勺蜂蜜兑水给我喝。药房里有种丸药-豨莶丸的包装，是由塑料做的两个半圆扣合，还
有其它大小药盒，给我做玩具。朱砂兑水、紫药水、红药水倒点给我作涂抹的色彩。我成了药房
大家的幺女。直到读小学时才回到新南门母亲身边。
1966年我小学毕业，头天上午好不容易向母亲要钱买了圆规，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初中升
学考试，考场座位在什么位置都去看了，忽然下午通知:“不用考试了，停课闹革命！”同学们
一阵欢呼，只有大人们叹息，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了？！转眼，也就一年多时间，我的父母均死
于文革。时才13、4岁的我又只有投靠五姨妈。学校工厂大都瘫痪，只有医院还在勉强维持运转。
伙食团都“闹革命”了，我们每晚只得回南新街住宿。这时，我能察颜观色，变得乖巧了。五姨
妈悄悄告诉我，医院斗争“当权派”孟院长，旁边站着反动学术权威，成都市有名的儿科医生
“王小儿”，内科名医伍医生等。孟院长，南下干部，山西人。他那无文化，还缠过小脚的家乡
老婆看到了这一幕，上吊自杀了。斗争了当权派，接着就是群众斗群众，“破四旧”，“清理阶
级队伍”，斗争一个接一个。五姨妈成天提心吊胆，唉声叹气。出身书香门第“小土地出租”，
本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她在医院里算得上头号“剥削阶级”人物了。就像我父亲一样，
招聘到了红色根据地山西，黄埔八期、曾任国民党上校筑城教官的他是当地最大的国民党反动派，
次次运动少不了他。五姨妈生怕被抓去批斗、陪斗，怕遭来“红卫兵”抄家。家中残留的字画、
照片、衣物，烧的烧，送的送。清末留下的瓷器，凡有送子、富贵、仕女图案的一律摔碎。有把
不锈钢刀叉，上面有“USA”字样。放在蜂窝煤上烧后反复扭曲,完全变形才拿去丢掉。五姨妈一
下衰老了许多，患上了哮喘病，烟酒吃得更厉害了。晚上气紧心慌得不能躺下，背上垫着两床被
子斜靠在床上，只有一针一针打毛线到深夜。好在五姨妈门前的红色军属牌牌护佑，红卫兵没有
来光顾，医院也放她一马。
不时，她带我到附近七姨妈家。七姨妈在春熙路人民银行工作，独自带着三个儿女。两个
同父异母的姊妹小声传递着：哪家亲朋又被抄家了，哪个挨批斗被打得好惨。我则坐在那里独自
思忖，咋七姨妈家与我家一样，进门地板一个洞，床脚垫起几匹砖，家具全部张着大嘴不是缺抽
屉就是少门。一问，也是拿来生火烧饭用了。又到过其亲家，二医院旁落虹桥谷伯母家。谷伯母
独自带着数个娃娃。五姨妈对门的钟家大姐，是王家亲戚。独自一人带着二男一女。在川大图书
馆工作的姑母，一人带三个小孩挤在一间不足十三平米的屋内。咋我的长辈中女性大多守寡？我
父亲也是两年才从山西回家一次，连同往返时间，一共十二天探亲假。记忆中也很难得有父亲形
象，我母亲也是“守活寡”。原来在天翻地覆的更替中，我家亲戚老表中由于政治历史问题被
“关、管、杀”的不少。姑爹国民党三青团威远县书记判刑20年；七姨爹国民党税捐局局长解放
初被镇压；钟家大姐夫在监狱；谷伯父随邓锡侯和平解放成都起义，不久以解放军营级干部转业
回成都后，即被遣返回广汉老家监督劳动，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和五姨妈同寝室的两个孃孃
的男人也在监狱。另一个被“管制”。只有五姨妈还好,丈夫早早去世,却因王家三代单传,不得
不出面操持家业，本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原本衣食无忧，大都在家伺候公婆丈夫的她们，
一夜之间，不得不以纤腰、削肩承受起政治风云变幻带给她们的全部灾难。那时，兴许一个极不
起眼的男人也能为她们遮遮风、避避雨。可是她们家教甚严：笑不露齿，目不斜视，“德貌容工”，
“三从四德”早已深入骨髓。她们头上悬着的利刃随时可能掉下，一般的男人也不敢沾惹她们。
于是她们拒绝了善良人的关心、介绍，拒绝了女人的正常生活，并不因此沉沦。心中只有一个愿
望，无论如何把儿女拉扯大！她们承受了多少心灵的煎熬，旁人不知道的屈辱和艰辛……。我母
亲在“困难时期”得了肿病，大家闺秀、学业优秀，非常清高聪明的她竟能去卖烤红薯、炒花生、
包子馒头等就是一个例证。今天我已为人母亲，才深切地体会到我的上辈们，尤其女性是多么饱
受摧残而又多么坚韧，多么令晚辈们肃然起敬！
文革后期复课，我回了新南门。后来当知青调回成都，又在五姨妈处住了很长时间。这时
她已经退休，搬到了布后街。我上班远，常常回家较晚。她咳咳喘喘坚持做好了晚饭，常站在大门
口街边望我回家。凉一大盅开水，我回家一饮而干。她高兴又心疼地说：“毛女子，牛拱水。”她
做的川菜手艺正宗，连我姑妈的大女结婚都请她去主厨。红烧肉能烧得又红又亮，回锅肉要炒得起
灯盏窝儿。还有凉拌盐白菜，炒泡青菜、泡豇豆，醡海椒，红萝卜拌豆腐干等自制小菜令我顿顿吃
饭狼吞虎咽。她却吃得很少，慈爱的看着我露出满足的微笑。晚上我忙于补习功课挣“文凭”，她
照例在昏黄的灯下织毛衣。从不家长里短，不爱走东家串西家。
她织毛衣手极巧，接袖子与梭领窝都能处理得很巴适。新潮的花样也学得很快，织完后还要熨得平
平整整。街坊同事亲戚都要求她麻烦她，她手上的活不断。数毛线针数1、2、3、4、5……是她的
娱乐；不断织着变换颜色的毛衣是她生活的色彩。每当织好一件衣衫她感到成功感到满足，感到她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点用处。没人催她赶她, 她夜以继日地织，大约十天就要织一件中粗线的开衫。
当时人们半个月工资才称得到一斤毛线，可见有件毛衣是相当高级洋盘。隔壁子房东（当然房子已
被国家“经租”）谢妈妈的亲戚-重庆七军医大老教授的填房夫人李家大姐到成都躲难，五姨妈到
新南门看我们也被拉了亻夫，高矮要打一件毛线开衫。因其凸肚削肩又极讲究，两斤毛线打件毛衣
要花去几十块钱，这在当时是笔大开支。相当于我母亲在世时一家五口两个月的生活费。院里原厨
房改作住家的李妈妈一家儿女八个，很长一段时间每天的菜蔬就是一捆蔫蕹菜，打瓜的，五斤两毛
钱。午饭炒蕹菜叶，晚饭拌蕹菜杆。这件活路不好接。可我五姨妈很难拒绝人，还是接下了。她拿
起皮尺反复为教授夫人测量，又打了撤，撤了打，终于还令教授夫人满意。一句谢谢就令五姨妈高
兴了，她是不敢收钱收物的，那时也不作兴。于是，李家大姐把旧衣服和五块钱塞给了我姐妹俩。
二姨婆去世，同睡一床的孙女甘里稀第二天才发现。五姨妈去处理后事时领回了小侄女，
在成都带了一年多才由其在甘孜州白玉县的父母接回。
从我记忆起，五姨妈一直端端正正，斯斯文文，清清爽爽。她18岁生子，31岁守寡，直至
去世41年时间，从未主动想要改嫁。只有一次：1954年大表哥从部队回家，听王婆婆告状说：“你
妈要嫁了！”大表哥赶紧问了五姨妈，才知道有个烟厂的张老陕与她好。大表哥守到五姨妈哭了一
场说：“我都这么大了你咋个还要嫁呢？”那时，离婚、再嫁都是极丑的事。我儿时好友、小学初
中同学刘莉因父母离了婚，在班上同学背地里都要指指戳戳。我因出身“黑五类”和刘莉共同成了
“另类”。我是那天把我大哥写的回忆《五姨妈》一文交给大表哥看才知道这件往事的。大表哥对
我说：“我妈唯一一次可能的幸福被我阻拦了啊！我那时才21岁。”于是，70岁的大表哥泪流满面。
她多年独居，不愿麻烦人，甚至自己的儿女。直至去世前两三年，大表哥一再劝说，才把她接
去同住。我和大表哥同厂，偶尔抽空去看她，她显得格外高兴。有两次事先知道我要去，站到宿舍
拐角处等我，佝偻着背，眼巴巴的样子。
1987年她肺心病进入晚期，住进了363医院，不几天就转为肺脑综合症再也没有醒来。昏迷
中她口中念念有词1、2、3、4、5……。围着她的亲人们都不知她在说啥！孤苦、屈辱、艰辛已经离
她而去，只有机械有序的重复，1、2、3、4、5……。
安息吧！五姨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