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ad of yecao

命运列车 - 九九

读报有感 - 樵　夫

　　为《我的梦》雄起 　九九

　大人都有梦。梦其实是最个人、最自由、最纯粹和最常见的精神活动现象。它是不能被取代，也是无法被抢走的。
　我们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式梦，比起高鼻子蓝眼睛的西式梦来说，多得多、乱得多；当然，堆头也小得多。来得快来得陡，所以抱得紧。
　　 "自从我的梦经长风传播／、小斗室被世界挤破"。
　严格的说，梦应当是病理学范畴中的非健康现象。有朝阳初起，必有夕阳西沉，白天的缺陷夜里来弥补。梦，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神经衰弱者梦频，正如肾虚者尿频。那些上眼皮和下眼皮一旦接火就鼾声大作者，即便放块石磨压在他心窝上，梦，也未必会拥抱他。诚然，造成一个人神经衰弱的原因很多，然而作者雪梦兄的"神经衰弱"却更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梦既然是精神的，当然就该是可以传播，传递或传染的。但在这块黄土地上，它可以通畅的线路不是被错误地掐断了，就是被硬性地并了网。纵有声波音频出现，也属于紊乱或模糊的杂音，该当病毒清理排除。于是不得已，当然就只有依靠那最靠得住的，大自然自由的风来进行传播了。　一个靠浠饭泡菜维持生命的升斗小民，蹲在一个十二平方的屋子头，不去梦回锅肉或鸡汤或回锅肉鸡汤的平方乃至立方等等来挤满一贫如洗的小巢；偏偏恨倒去追求 "被世界挤破"，其穷心之大，饿心之陡，何其毒也！

　　 "白发的骚容与神勇的武士／献上鹅毛笔与军刀／执意分享我的生活"。

　既然骚人墨客连头发胡子都遭笔杆子涮白了，多半不是世故老辣，也该是深沉练达，曾经沧桑有所成就，名气大或贡献大了。而这"神勇的武士"既神尚且勇，可见是所向披靡、百战不殆，疆场驰骋，市场纵横，情场有门，生意场上敢耍横。亡命者无敌，哪个敢惹？结底又啷个？献上找饭吃的"鹅毛笔与军刀"，你公然要他在你面前矮起认输，好凶？！可见，好一个 "文攻武卫"这么威力无穷的法宝都被你的"梦生活"丢翻在地。此刻，我兴奋得只有搭到你的瘦肩膀，作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旁证：泡菜就是力量！

　　 "莎士比亚／愿以他全部作品／换取我梦中的一盏灯火／乌沙科夫／愿以他的整个舰队／换取我梦中的一片海波。"

　莎士比亚，何许人也？乌沙科夫，啥子来头？不说，其实都晓得，全是免税进口洋盘货。
　如果把 "骚客"和"武士"用野心或希望与 "莎士比亚"、"武士"窜连粘接起来，显然，那位 "骚客"已最后终于操成了"莎士比亚"，那位 "武士"已陡然晋升成了元帅 "乌沙科夫"。作者硬性地把时间和空间在我们面前作了个浅显的化学处理，使我欣然地感到他的这块 "梦"有好着急，好深沉！更使我冒虚汗和心跳加速的是：这块 "老梦"少说也活了千把年至今尚末褪色倒萎，何其命大！　倘若能在中国这么大的地盘上操成 "莎士比亚"（了得！！）。在"x指挥枪"的核子时代，能活得象"乌沙科夫"那样有勇有为，扭转乾坤而没有在疆场战死，没有马革裹尸而光荣离休，或被批倒批臭，已经是相当相当的那个了。呜呼哀哉，这些那些也只不过才是作者"梦中的一盏灯火"，"梦中的一片海波"，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雪泡菜，胆大！

　　 "梦一是不能转让的／正如银河／各有各的星座／"

　我们伟大的毛大爷老早就说过：人的因素第一。其实，摸倒良心说，此话大听得。然而令人汗颜蹙眉的是，我们的科班左撇子"破译专家"们，太过份的心领神会，用拍马程序译成印刷体时就成了：我这个人的因素第一。于是乎，天下大乱，那集体的"泡菜梦"就蜕变为大面积的梦泡菜了。
　人是独立的个体、自有属于个人的追求和思想自由，自然，就应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梦。可惜，日下有好多好多人连属于自己的梦都没有，不敢有！在生命的坐标上死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任其神经元被削减，大脑皮层被打磨，思维硬性编码，失去内层，并网进入一个统一的频道；做同一件事，说同一句话，放同一种屁。
　说了半天，作者雪梦在诗作《我的梦》中死咬不放，大势铺张的那个"梦"究竟是甚么呢？我了解他，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由人追求的理想和信仰！（何必要挑明，又不是瓜的！）　梦醒之余腰杆硬，坦白从宽不杀头。人，应当有人梦。象雪梦兄这样的"泡菜梦"（非梦泡菜）多了，或许中国还有救！
　多元世界，梦啥子都要得。怕只怕，连梦都不敢！况乎哉，还仅仅只是梦也－－可怜！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７日一稿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７日二稿

　　命运列车 　九九

　一个严冬的夜晚，我在床上被拖起来，丢进了派出所。我被推进一间屋子："你狗日的不在农村 '抓革命促生产'，跑回城头吃闲饭，你给我在里头老实点反省！"说完，门被反锁，居委会主任张妈和管段户籍转身离去。
　一股潮湿和霉臭扑鼻而入。我摸到一处墙边空隙地方蜷缩成一团。我总是想着他们刚才把我押出门时；手拿煤油灯立在家门口一直望着我的白发母亲…
我在患感冒。不知啥时，昏昏沉沉中我听到门外夜风中刮进来两个男人的说话声："那个九娃扯得很，他的妈是反革命现管，他老爹是台湾国民党，明天干脆把他伙倒那些操妹贼娃子一堆办'学习班'，好生收拾他龟儿子一下……"
　是在说我。我屏住呼吸，每个毛孔都渗满了绝望和伤心。我当"孝子贤孙"陪我妈挨批斗受欺凌的情景就像恶梦的犀利的碎片，漫天砍下来。所谓 “学习班”，我已领教过多次。那些棍棍棒棒，绳绳套套的凌辱专政，我已实在没有力气再承受。"文革"抄家，他们要我下农村，要我打我妈，不打，就自己打自己…… 　我必须赶在天亮前逃出去！我使劲地抬头，动不了。摸到墙头，上接屋檐，爬不出去。有一处像是窗子的小孔，是横七竖八的木头钉的，容易撬开。
　我手拉木条脚抵墙，牙一咬眼一闭，只听得 "咔嚓"一声大响，窗破洞开。我憋着气一直不敢动，确定他们都睡着了，才像贼一样爬出窗子。我在大门高墙下垫了几匹砖翻身上墙往下一跳－－我跑了。　那是１９７１年冬天，我的罪名是 "没得公社证明"。　往哪里去？家，成了罗网；回农村，一干多里的大山路，腰无半文咋个走？又不会偷又不会抢，要想有路费快逃，三思后只有一个可靠办法－－去川医卖血！
　我立即赶到四川医学院 "献血处"。
　 "献血拿证件来去后头排起！"身着白衣的女医生在登记，头也不抬，不耐烦地挥手叫我站到一边去。　我木然呆立。一位登完记的中年眼镜对我说，政府规定 "献血"要有证件，单位证明或户口簿都可以。这三件 "法宝"我都望尘莫及。茫然又绝望的我，头重脚轻地在川医空坝子头踩着命中注定的伤心。　没得钱，走不了路；不卖血，又哪来钱？真料不到连卖血都要 "验明正身"！天已擦黑，须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罗鹤君家住九眼桥，他是我的好朋友。从前我当社青倒霉的时候，我们总是 "背时大团圆"，还是只有去找他。
　他揭开蜂窝煤炉子，在坛子里头舀了垒尖尖的一碗米煮起，由我黑起心胀了一顿干稀饭和老泡菜。我把想返乡下和卖血的打算及我的"在逃"告诉了他。他听后长叹一声，闷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罗鹤是最早的那批１９６２年上山下乡到茶场种茶树的老知青，为了抢回户口，他头发都愁脱了一半，好不容易回来当上一个工人。他供养着瘫痪在床的白发老母。
　他的家是公房，由隔邻两房椽伸出的那两部分交叠在一起构成他家的屋顶。
　他晚晚都是蜷在母亲脚下睡觉。我来了，只有打地铺。我们披衣坐着，相对无语。半包 "春耕"孬烟打伙抽，包括烟锅巴在内。两颗欲熄未熄的火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来闪去……
　 "九九，不要喊我们罗娃不上班呵，要遭扣钱……没得米下锅咋个办哟……"罗伯母在床上自言自语唠叨，又像是不停地说梦话。
　罗鹤愁眉苦脸地朝他母亲床头瞪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不要多心，她开玩笑的。”我，开不了腔。　 “九九，你把年过了再来歇嘛，他们要来查夜，唉，咋得了哟……”
　罗伯母的声音凄凉悲哀，我好想马上离开，正欲开口，罗鹤呼地一口吹熄了煤油灯，说了声：“睡觉！”我们俩钻进被中，烂席铺地，好冷！
　罗鹤的户口在单位上；商量后，我们只有去找社青朋友正虎。为免难堪，罗鹤撒谎说我找到份临时工，借他的户口簿去登个记，当天归还。正虎毫不犹豫，爽快地把他家的户口簿借给了我（我非常歉然，当我手捧着那张贴有我照片的"献血证"时，他恐怕至今还不晓得是用的他的名字卖的血）。
　我终于"审查"过关，登记领了"许可单"。我满以为当即就可以喷血收钱。"你明早来查饿血！"那身着纯白衣衫的女医生口气有如那冰冻的天气。我忙问啥子叫“饿血”？她翻起像她衣服一样的眼白，对我大声说就是空起肚子不吃饭抽血化验。我忙说我已饿了快一天现在就想抽。这句无知的傻话惹出一个旁边男人的气话："你才饿了大半天，老子饿了三天还没有抽成呢！硬说老子的血有问题，日他妈哟，这二年哪个的血有好纯嘛咋个！"
　血，化验出了结果：血型A，色度十三。没得病菌没得杂质扬层高，纯得痴！
　喷出的血，共３００CC。官方牌价每百CC人民币拾元，合计人民币共三十元。另外，发给了肉票半斤，白糖票一斤，糕点票一斤。
　血，是我的父母给我的，也正因为父母，我不得不逼它倒流出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蠢蠢欲动的青春，一堆肉一把骨头和一汪烫血。如果还有什么，就是那像无边无际的雾形成的网一样使我怎么也挣不脱、逃不出的、娘胎中带来的、莫须有，赎不完的罪名了。
　２２岁的我，少了点鲜血，多了点思想。
　罗鹤君陪我来到火车北站。昏暗的天空，昏暗的情。
　一个黄书包，内装一个瓷盅，一把牙刷，一张破毛巾，两件内衣裤外搭两个冷馒头都是罗君相赠的家产。我把那血染成的"三根杠子"（当时１０元一张的钞票俗称 "杠子"）和罗君给我的"满天飞"（当时对全国通用粮票的雅称），深藏在"灌县"（指最隐蔽最贴身的荷包）中。如果还有什么带上了路，就是那一颗已破碎得难以粘合的心！携带的这一切，很小很轻，却又很沉很重。
　终于，我算可以理直气壮地逃了！
　我感到我像被抢去了什么，很不甘愿当傻瓜出那么多钱去买成都至西昌的全票。
　去年队上分口粮我还要倒补十多二十元；路上到盐源县还要转乘汽车，要在西昌住旅馆。回到队上没得米、没得油、没得盐，没得……但为了顺利地进站上车，我用几毛钱买了到一个小站的车票。
　在迸站口，我和罗鹤君使劲地握手。离别好像被握成了灰，眼前的故乡，脚下的土地，云和天都在渐渐化成空白。我俩用潮湿的眼睛说了些话，到底是啥子意思，他不知道，我也不晓得！
　火车终于启动了！小站短途票是无座位的。没关系，盘腿坐在两车厢连接的空隙处。脑壳一埋，双手一抄，眼不见，耳不听，心－－乱跳！
　一千多里路，300 cc 血，咋个睡得着？！
　车，轰轰隆隆；人，迷迷糊糊。唉，我的命运真像这鬼火车，不知道快慢，更不知道哪一站才是我的终点。
　买有车票的人，仿佛持有公民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说话看书，可以在车厢内自由地走来走去，可以神情自若，从那玻璃窗中观山望景。但我和我之类 "赶飞车"的人就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那些窗外绿水青山，夕阳黄昏，对我，不过是转换快速的空镜头。
　理所当然的查票开始了。刚好，我吃了半截冷馒头和两个大站的"欺头"。立时，我看到车头方向的人由多而少，不断地往车尾方向退却移开。撤到我的地盘时，我已敏感到"战况吃紧"。
　运气转好。紧挨餐车的连接处菜筐子旁恰好放了张凳子，我一坐下就不想起来。过了大概半小时，"查票的机器"又像篦子梳乱发一样刮过来。一大拨男女乘客，像鸭子一样被赶进了餐车。起码有不下３０个 "飞车流民"。依照我的办法判断，中间有工人农民，但至少有一半是知青。
　 "大型冷餐会"开始了，我缩在门边听得分明：阵阵粗言秽语声，嘻嘻哈哈声，搜查行李的乒乓声，打人声，求饶、辩解、对抗……声声人耳。
　又到一站，我把头伸出去良久，外面在下毛毛雨，天阴沉可怖，又黑又冷。"俘虏"们被赶下了车。　一声汽笛长鸣，刺耳又凄凉。火车；缓缓启动了。我的头仍伸在窗外，我看见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像石头一样立在空旷中，又用像石头一样的目光送着缓动的列车。我清楚地记得，人堆中，有几个女知青抱头在哭，一个男知青跳起来追着列车大骂粗话。
　我划着十字，暗自庆幸自己公然还可以继续蒙混下去。
　 "起来！"我好梦惊醒。昏沉中两三个人七手八脚边吼进把我从凳子上扯下来。我反应过来：风水轮流转，该我遭了。
　我被押着边想边走乱打着主意，冷不防，身后跟着我的工人师兄突然拍了我的肩膀："小伙子，你下到哪个地方？" 当我回答是下在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时，他说他有个表弟，是第九中学的，也下在盐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飞雁"牌香烟，我饿虾虾般地吞云吐雾起来。他把我拉到一车厢连接处，小声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规定，凡是抓到混车的，一律要 "取重"，我再混，肯定混不下去了。我说这阵已是后半夜了，明天早上就到西昌了，要是下一站被赶下车，简直就惨了！他迟疑了一下，又说，办法倒是有，就怕我不会干。我说只要明天能到西昌，没得啥子怕头。他设开腔，推了我一把，意即要我朝前走，我也不便多问。
　在一截列车员休息的车厢连接处，他突然把我往侧边一掰，指着车门口对我说：“这道门是背向站台的，到西昌都不会开，你坐在门口梯子上，拿根绳子把自己绑好，天黑，没得人会发现，你敢不敢？”我说，只要不让补票挨罚赶下车，哪怕坐车顶都敢。他又叫我小心点，万一被发现，千万不要说出是他出的主意，不然他要挨事遭扣工资。说完，他不知从哪里扯了根粗绳子递给我，教我用中间绑在腰杆上，两头绑在铁扶手上。前后一看无人，他赶紧拿出钥匙打开车门。一股大风扑面而来，外面好黑！他帮我把腰部绑牢，又捆好一边的扶手，对我大声说了句："千万把细点，注意安全，不要睡着啰！"门，被他推过来锁死。我急忙用剩下的那半截绳子把右边的扶手绑紧，生怕脱了，又用绳头穿过自己的皮带，多余的绳头挽在手上，把书包垫在屁股下，一动不敢动，死抓住铁扶栏，平生第一次开始了这惊险恐怖的旅程。
　列车，像巨大而疯狂奔驰的远古爬虫，我，仿佛是那一丁点儿依附在这大爬虫身上的瘀块，我承受着它所承受的。
　 ……
　模模糊糊的已经不是山，闪闪烁烁的水也已经不是水。脚下轰轰巨响，已被瞬间飞快的掠影磨擦成碎沫。车轮，碾着人形，一排排树木弯腰在我眼前嚎啕喊叫。一块块高大斜刺来的峭岩，像一扇扇阴森的黑门为我打开；无边的地平线在反着暗绿的光。闭目，被白发的老头，缺牙的老妪以及赤裸小孩掐着颈子；母亲，挥着一条又长又白的纱巾在我身后哭泣追赶。风，被可怕的时空压迫而猛烈劈来的风，像千万根无情的针头扎进我的肌肤。我被捂住口，不能喊叫；我被堵住鼻孔，不能呼吸。乌云和乱雨，拧成一条黑白的带子紧勒住我的咽喉，蒙住我的眼睛。我由发抖而疼痛，由疼痛而麻木。身体开始僵直……只有我的牙齿在牢牢地坚定地紧紧咬着那钢铁的三个宇：我－－不－－死！
　我实在记不起最后是怎样捱到天亮的。我只记得天微明，火车到了西昌站，好久我都解不开绳子。身体，像冰块般不知咋栽下地的；头发、衣领和耳朵湿透了，不知是雾水、雨水还是泪水。脸上、身上扑满煤烟灰，脚杆和头被许多飞溅起的小石子撞起包，眼睛好久好久痛得睁不开。由于太久的咬牙，嘴唇也出血了…… 　我一生坐过车顶，站过挂勾，蜷曲过坐位下边，隐藏过车厢内的行李架上……我知道，在这样的生命航程中我一旦被抛下，便只有沉沦，堕落或死亡……
　我的命运真像这辆鬼火车！

　　　　－－摘自《魂断台北》

　　　　 永恒的瞬间● 无　慧

　　　　 - - - - 告别父亲四十周年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刚满六岁。这天，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蓝色, 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那里离我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外婆带着我，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下，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声：“好香！”再手牵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我知道他正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
　但今天有点不对头。怎么平常跟我很熟的，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都象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许多写着毛笔字的大纸（后来知道这叫“大字报”）。虽然没上学，可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看见了爸爸的名字，上面还划了大叉。只是我仍然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那儿。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捡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忽然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了我，便停止了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抱得我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含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而我和弟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们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经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好些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子。我知道爸爸书柜里大部份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蔑视地说：谅你们也看不懂这些书！一头又想起爸爸——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里种了几棵树，其中最大最老的是株秞子树。四，五月间釉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就见院子里一地落叶一地细碎的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俗话说：严父慈母。我家则不然，父亲快乐随和，母亲却严厉苛责。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变得死气沉沉地。在默默地等待中，过了好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她拿个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最后到了“宁夏街”。（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因此这街名，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街道名称了。我没有问，妈妈也没告诉我。不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怕妈妈不高兴，终是没敢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大的门口停下。门前有人站岗，手里拿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正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条小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我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尽管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除了生活的艰辛和每当“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是因为爸爸的“问题”。甚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也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象是有种默契，或者说谁都害怕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象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爸爸也真的没有一点消息，只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那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装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离婚是无奈，别人岂能相信？更何况，妈妈就再也不曾涉及过婚姻之事。在那些一切都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捡煤炭，喂鸡兔，抬水拾柴，上房检漏，下河捞鱼。上小学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都懂事很早，希望用我们的优秀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间。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其根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该党汉口区分部书记，特党委员。套上共产党官阶，该为“地师级”，又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十元困难补助，即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角”。本来，准备把我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的，红五类们调查的结果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即已告别了人世间（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了）只好单独揪斗我妈。不过缺了我爸他们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以后没什么新东西就只好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车间里干脏活累活。两年后方脱离“牛棚”。
　 “文革”过后，许多受迫害的当事人或家属纷纷奔走于平反昭雪之路。我们没有。1986 年，大概是“平反昭雪”已接近尾声了。某个下午，我接到电话，让回家一趟。原来，法院来了人，带来一份两百多字的文件，道是当年错把“内部矛盾”判为“敌我矛盾”，现予纠正云云。我问：“他人呢？”他们说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那么骨灰呢？”“这不归我们法院管，那是监狱方面的事。”我冷笑一声：“拿这纸片给我何用？一条人命和我全家几十年的苦难，给张小小纸片就结束了？”他们并不尴尬，陪笑说：“这通知书一方面可以交给你们这些亲属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真是荒唐！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20 多年，还要什么政治前途！我愿意继续揹下去，一直到死。至于经济补偿，简直太可笑。当初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濒临冻饿死亡的边缘，靠着健康的基因和顽强的性格活到了今天。我们要什么补偿？莫说叫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就算你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若我接受了我会恶心，我会感到是在喝我父亲的血。”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积存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泛滥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桸。而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却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扫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哪怕我想为他造个衣冠冢，也没一张照片可葬。只有在静静的夜里，让我重温那永恒的瞬间。我坚定地相信，他在等着我，与我用眼神对话。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读报有感 　樵　夫

　《中国青年报》登载了江苏无锡xx厂两位女工在杭州西子湖畔服毒自杀的消息。记者将两位姑娘的死归罪於权利者们播下的人间仇恨。希望更多的"爱、友情、鼓励和援助"来根除和替代这社会的不义，阅后诸多感触、信笔於次。
　周小玲、王萍两位始娘固属不幸，然而她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尚有选择葬身之所的自由，在游历 "苏杭"后，死在西湖苏堤"跨虹桥"的石椅上，这也要算不幸中的幸事了。由此而想起了十年前几个朋友的自杀身死。在那充满杀机的丑恶年代里，有谁会为这些年轻的时代牺牲品问一声为什么呢？这倒要感谢青年报记者的仗义执言了。自杀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是不完全陌生的。但本人对自杀的认识和结论却逐渐发生变化。记得小时候，邻家一对夫妻因感情不合，在一次争斗后，女人悬了梁，而男人怕追究，受处分，也在自己肚上戳了一刀，死在医院的急救床上。留下一个女儿模样还俊俏，十二岁考迸戏剧学校……前些日子还在剧院门前的大牌上主要演员栏内看到过她的名字。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对这种事的看法是：一、发生了天大的事情，活生生的人自杀了。满街的人变脸做色地谈起这件事："啧、啧！人吵败，猪吵卖！" "可怜婉儿这下没妈没老汉了"；二，那时的我，认为这对夫妻身上旧社会的恶习太重，又听说男的当过旧军人是畏罪自杀的，否则在新社会，谁不留恋生命，谁会去自杀呢？后来，耳闻过一些自杀的事件，因为缺乏生活经验，总是半信半疑的。而生平目睹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自杀身死，已是“史无前例”的第三、四个年头上了。那年头，朋辈们似乎流年都不利，祸不单行，先行后效，接踵而至。甚至这种念头连自己也产生了，并有了初步的行动准备，只是……我看自杀也要有勇气的，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懦弱的表现”。人是多么奇特的生物，而社会对人命的嘲弄又是多么的无情！我并不准备，也绝不可能把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那么可爱、那么生气勃勃，都曾对未来充满幻想和抱负）在告别人世前的彷徨，痛苦，绝望的内心活动详细记叙下来，但他们是含冤，含恨死去的这一点却是可以统一结论的。我知道，在有十亿人口的祖国，我的几位年轻朋友的自杀，是无足轻重的，甚至还享受到“自绝於人民、自绝於党”的反革命待遇。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所写的"坦白交待"，根据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在另一次运动来时被否定，烧毁了。"反"也平了，经济的损失也赔偿了，但谁来赔偿给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没有给社会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给社会造就一个孤儿或寡妇，就有如他们的人格那般洁白痛快，匆匆地来去不留一点痕迹。他们的死，对无情的社会而言，不过徒增一点饭后余兴；而作为友人，作为对过去年代的愤怒控诉，我要借这儿的一席地，把他们生平主要事迹开列於次，以资纪念，（以死亡的先后次序为序）：　陈德全：绰号"德小号"身高１·６５米，长於歌舞，喜吹小号，"文革"中与我在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识。为人正直、达理，喜辩论而谐谑，热爱生命。尽管他口中的小号时时吹奏"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高昂旋律，每次演出完毕都高声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却为莫须有的炮打最高统帅，反对林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而惨遭拘留审查，审查期间受尽肉体、精神上的凌辱，遂扯断电线，系于脚、手腕间，通电自杀身死，时年仅２２岁。
　杨星沛，男，高１·７５米，邻居，同事、挚友。为人古道热肠，见义勇为、刚正不阿。"批清"中与余同拘押在单位所设的土监狱中，因不堪忍受军代表窦学篇所唆使的一群霄小的精神折磨，语言侮辱，从三楼坠地身死。
　苗少村：渡口１０－２信箱工人，身高１·８０米，余之老友。性格内向、处世方正、有教养。因厌恶人世的险恶、从铁路桥飞坠金沙江身死。
　这些年轻朋友走上绝路时，都处在生命的黄金时期，按理说正是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大好时光，何以如此轻生？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颂歌声中岂不发人深省？！如其社会果真那么公道；生活那么甜美，谁又肯轻易抛弃生命？前叙两位姑娘在留下的十五封遗信中写道："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暴风雨、活着等于慢性自杀，时刻都有被他们吞掉的可能……评比、奖金有什么意思？世界上尽是些弄不清楚的事情。什么都没意思……，让我们告别灵魂，永做坟墓里的人吧！"。听听这惨痛的呼号，我想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都会和她们一起颤慄！那载着处长、书记冲入嘉陵江的汽车；那飞身从行车上坠下的女工；那身缠炸药雷管与领导们同归于尽的青年；那……。他们或她们的自杀或拼命，难道能简单地解释成少领了伍元钱吗？我想正如周小玲她们所说："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如果一个"我们时代的落伍者"说说这话到也可以解释清楚，而身为团小组长，青年突击手、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的王萍，周小玲也如此悲观厌世，则不可不谓出现社会之一大病痛。他们的死，就是血淋淋的控诉，实实在在的教训。我们每一个热爱生活，忠于祖国的中国人都应当好好想一想，这"爱、友情、鼓励和援助"是何时被摈弃的，而代之的"社会的不义"又是何时产生和膨胀的。想一想怎样才能消灭这 "社会的不义。，而怎样才能救救青年，救救孩子？
　身边的朋友死去了，固然会有更多的悲哀，而不认识的姑娘们自杀了，也必然会博得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同情。这些畸形的社会现象，这些活鲜鲜的血、究竟要到何时才能得到权利者们的重视？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幸福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在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时代，还能让无辜的血再流下去么？我想，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

　　　１９８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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