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这篇回忆性质的文章是诗人黄翔一九九三年夏天在美国波士顿短期逗留期间交给正在筹备《倾向》创刊的贝岭的。时隔三年，当编者在筹划「地下文学」专题时，发现此文可在此专题中刊发。编者删去了部分和此专题无关的文字。]

1978年10月前夕的某一天，我忽然感觉一个「瞬间」出现了!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的瞬刻。也许它是模糊的。也许许多人同时感觉到它却没有把握住它。
这是一个与世界平行和同步的瞬刻。
中国，必须迎头赶上去!它的观念、它的文化、它的自我意识、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标志的诗必须变化。
它必须向世界敞开大门。
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平行。
必须自觉地抓住这一瞬刻。
於是，我找出了埋藏已久的不能为专制主义文化所容忍的诗，铺开一百多张大纸，抄写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早期诗篇《火神交响诗》。
我要去北京。
让我的并不孤立的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出於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意图，而是出於一个诗人的历史直觉和生命情绪。这是一种大政治意向。
朋友们都来了，他们同我一样激动，但他们却不能与我同行。我总得有几个帮手，比如提浆糊桶，递一递巨幅诗稿，於是我找来另外几个人。其中一个叫莫建刚，他为资助我上京卖去了自行车和手表(因为我长期是个穷光蛋，一文不名)。还有一个叫李家华。另一个叫方家华。当时尚未崭露头角的年轻的砂陶艺术家尹光中，为我的诗稿作了一幅画。那是一只血肉模糊的手，暗示天安门广场事件。我自己构思了几幅简单而又抽象的画，想自已动手画出来。一幅是漩涡状的全黑画，象徵［存在］的黑洞;一幅是横行往上波动的全红画，象徵生命、自由和血液;一幅是直条往上蹿动的全绿画，象徵冲破压抑的不可征服的世界的生机:一幅是一张全白的空纸，暗示万象纷呈的空无。
因为尹光中是画家，也就当然由他体现了我的意图。後来这些画人家说看不懂，外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
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
我们第一次抵达北京是1978年10月10日。
北京城。沉寂中来了一个人。来了一把火。但它并不知道。直到这人引起了一阵骚动，一片哗然，它才想到睁开眼晴来正视他一眼。
我之所以选定北京，因为在那儿，立於天安门广场。
撒泡尿也是大瀑布!
放个屁也是惊雷!
因为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回顾贵州高原上的黄果树瀑布，却细如一线尿!
我之所以选定北京，是希望走出闭塞、慵懒和麻木。我渴望我的民族的肌体动荡起来。
当夜我们住在一个人民代表家里，第二天我们告诉他，我们要搞画展，熬浆糊裱画。我们来到了王府井大街，选定张贴诗稿的地点。最後选定在原「人民日报」隔壁的一个巷口。
墙头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
接着，两个谷箩那麽大的字 「启蒙」赫然显现。
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
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
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
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
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
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於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於民族广场。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
我感到，就在当时，那麽一个瞬间，好像一种东西正在崩溃，一种东西正在生长。
现代偶像头上迷信的灵光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如果换上另一种时候，也许这是需要许多年的清理工程。这就是诗，这就是诗在人们精袖领域不同於政治的力量。
有人不知趣地问我指的偶像是谁?那人被群众一轰，缩回去了。
首次上京，我们走访了艾青。大诗人未在。夫人高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指着艾青的案头说:「瞧，你们每次来信都在这里。」并告诉我们，她的儿子刚刚从街头回来，见到了我的诗，激动地对她说:[《长城的自白》（我的组诗中的一首），爸爸的风格!]
高瑛很高兴地强调 「爸爸的风格」。这是个事实。我虽然从未接触过艾青，但我从小第一部启蒙的诗集却是《艾青诗选》。我承认这种继承和影响的痕迹。我尊重传统，但并不迷信传统，我不是传统的崇拜者，而是它的叛逆者和挑战者。
後来我们在《今天》编辑部遇到了小顾城。他一见我就作出了拥抱的姿势说:［[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简直是中国的惠特曼!］我无意做中国的外国人，我就是黄翔。我觉得顾城很单纯、很透明。当时他与杨炼一起来，约好了去他们那里，但那时我无暇顾及访友。因为我的失约，小顾城後来曾来信说:「我们像等候英雄似的，在前门等了你两小时。」现在，他们正活跃於文坛，已经成了有影响的诗人。而四十多岁的我，时至今比日，几乎还没有一首诗公之於报刊。後来我一直未与他们见面。
时隔一个月左右，我们第二次上京。这次带去的文章有李家华的《评「火神交响诗」》和我的一篇致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李家华的评论文章是一种演绎，因为当时连这样明白易懂的诗，人们也抱怨看不懂。致卡特的信，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同样普通的美国人谈谈关於人的权利的问题。我们之间谁也用不着对谁「顶礼膜拜」。但後来报纸上抨击我失去「人格」、「国格」，丧失「民族尊严」，好像他们对人「顶礼膜拜」、「山呼万岁」比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更显示「人格」似的。有人为我感到遗憾，说:「你换一个题目就 好了，如『致邓副主席』，你就上去了」。我从来没有政治投机的想法，我只是一个自自然然地表达自己的诗人。我喜欢人们从精神运动的角度来看我，而不喜欢人们从某种纯粹社会功利的角度来看我，这是我所讨厌的。
这一次文章贴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围观的可能有十馀万流动人次。我的同伴告诉我，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来拍摄了现场。中国杜会科学院的严家其来了，与他同来的有中央纪委、团中央的人。他给了一百元资助（现金不够，好像还添了些一元钱一本的杂志凑数）。「诗刊」社来了王燕生，约我们去「诗刊」编辑部。後来我们去了。他们告诉我末见我之前，他们对我的年龄、文化、出身等等作了猜测。我告诉他们，我是个工人，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出身「成分不好」。作品组的编辑们放下了工作。大家只听我谈。在我的记忆中，一位年轻的女编辑摇着头叹息说:「真美!绝望的歌，整整一代人的绝望!」(这是指我第三次上京张贴於天安门广场的我的爱情组诗，其中作为尾声的一首，题目是《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诗刊社让我留下诗稿，准备为我发 表。分手的时候，大家热情地送我们到大门口，又站在那儿交谈了许多，彼此气氛是融洽的。但是後来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诗一首也不发表。有位编辑出於道义竟违背「组织原则」公开给我寄来了审稿单，上面签署的意见称我的爱情诗有「独特的感受」(当时全国没有收一首敢於公开表现真正人性情感的爱情诗)，「可代表一种流派」。十分遗憾的是我连自己也代表不了，而是听凭别人代表我。那是1979年三、四月间的事情。
後来，他们在诗歌上对别人作了「历史的选择」。我连同我的诗被驱逐出了中国新诗坛。
第二次进京，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两篇文章外，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赴京的火车上由我的一个同伴方家华提出「结杜」，大家欣然同意在中国首次作出破天荒的大胆嘗试。二是由我墨汁淋漓地在天安门刷出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两条标语如两颗爆炸的巨型炸弹，强有力地冲击和震动了中外。我记得当时我身後一片翁翁如涛的低沉阔大的声音:「好大的胆子!」猛回头，天安门广场上如山如海的人。我突然感到，我的脑袋不在了。我神经质地摸了摸，它还安然地在我脖子上。事情由我做了，但事後我为自己心惊肉跳:「这是你做的吗?」我连自己也不敢置信这一事实。人对一种巨大的威慑是多麽恐怖啊!但人总是不愿意任凭「威慑」摆布，他总是力求不失去自己，不失去人的形象、尊严和存在价值!
这是我在思想领域的一次造型、一种姿态。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尊重人，但从来不敬人如神。我的动作就是还毛泽东以人的面目。
听说我们几个人的档案用三叉戟送到了北京。
当天夜晚，我们在北京住地的巷子，两边每隔一定距离出现一个黑影。那时在台上的华国锋主席也许以为要发生 「匈牙利事件」吧。
我们从北京回到贵阳後，正像第一次那样，天天等着「逮捕」，但是直到那时为止什麽事也没有发生。也许这只是暂时现象。他们似乎一时还不准备简单地沿用过去的「打右派」、「打反革命」的方法来处理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问题。这只是一时而已。
第三次进京，我带去了我的爱情组诗《我的奏鸣曲》（《田园交响诗》） 、《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提出「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
那时，北京已经出现了许多社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四五论坛」等。北京并成立了「启蒙社」北京分社。全国各地共一百多个社团纷纷出现。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们内部发生了分化。我主张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一样，面向世界，开拓民族新文化，展开与世界同步的现代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精神活动，倡导当代「新百科全书」，拓展我们民族的思想，改变我们民族的思维。我认为，思想启蒙是当时中国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内在冲动，是伟大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启蒙运动就是全民族的民主运动。
它揭开了 「东方文艺复兴」的伟大序幕。
它是一场政治意识革命!哲学意识革命!诗学意识革命!
它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极权政治!
它呼吁全社会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它关注并致力於当代民族新文化的开拓与建设。它是一场空前浩劫的「伪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我以为，一个其正的诗人总是有自己的哲学、政治倾向和社会理想的。完全脱离和回避表现自己时代的大政治和社会潜在情欲的诗人是十分单薄的。他在精神上只是自己时代的一个部件甚至零件。我们无法从蛀虫似的纯书卷诗人见出超出书卷的活生生的生命，以及生命同宇宙的生机勃勃的非书卷关系。我们也无法通过他见出民族的喜怒哀乐和他同自己时代的深刻关系。
那麽，什麽是我的社会理想呢?
那就是「世界村」。不同人种的人都是同一家族的兄弟。人人都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建设自己美丽的家园。
我是一个展开全生命的 「情绪者」。
我的诗学哲学是 「情绪哲学」。
它是在消融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哲学」。
我以为，以往的任何哲学都离不开逻辑和推理、归纳和演绎。
都是纯粹观念形态的 「观念哲学」。
都是各自不同的概念体系，不同概念体系的不同偏见。
无论思辨哲学甚至海德格尔式的「诗化」之「思」都被自缚於理智结构的观念网络。
哲学被哲学的 「形式」所束缚。
哲学被哲学化。
今天的哲学应该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从自然科学和精神艺术中去开拓和寻找它的新的领地。
哲学不是各种「自我设限」的观念 （无论其观念是「结构」的、「变构」的还是 「解构」的）永远循环往复的 「怪圈」。
在当代，哲学的本质是 「非哲学」。
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诗化哲学，都应该从自身之外共寻觅广阔的外空间，而不是永远在 「体系概念」的怪圈中循环。
我这里所说的「情绪」，不是单纯心理学意义上的狭义的情绪。
而是指电动生命的人体 「宇宙情绪」。
我的诗哲学弥漫於我的某些作品中，也见之於我的诗学文论中。
第三次入京我主要接触的是《今天》那一夥人，这样就认识了赵振开(北岛)和姜世伟 (芒克)等人。
北岛为人很好，挺乐於帮助人。形象很沉木，外号叫「木头」。但他木而不木，很清醒地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他总在注意迥避什麽。总在着意寻找一个什麽地方把自己「嵌入」。他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像「牙雕」，精雕细琢，色泽很美，但容量不大。他很着重追求诗的形式技巧，对技巧重於精神，北岛的诗是人生有限的某种「前景」，他似乎无意去关注现象背後的世界。他的时空变化，似乎只是节奏的变化:而无论节奏怎样变化，时空仍然还是原来的时空，它们的性质和观念丝毫末受到触动。
北岛开始是以「一字」诗（他的一首诗题目叫《生活》全诗只有一个字:网）出现和引人注意的现代诗人。
与他差不多前後 「出来」的杨炼，我仅在北师大的一次朗诵会上见过一次，他递过几行诗给我看。如果说，他们那一夥中，过去江河才气最高的话，现在杨炼的才气已越过江河。杨炼似乎在追求「空灵」。他极力想表现世界的男性的雄伟，但他的诗却呈现一种女性的柔美。杨炼是水，但还不是完全纯粹的「自然之水」。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带有化合成分的水，其中有舶来品，也有融解於水中的宫女的胭脂和口红。杨炼会纯净的。他在试图展开深邃与博大，但目前确有某种程度上的浮华炫露、故弄玄虚之嫌。杨炼的出现，意味着复诞中国古代文化的明显意图。杨炼的某些诗将具有国际意义的比较学价值。
那时候，值得一提的还有江河。我是在北京圆明园与「北岛群」合影时认识他的。他把头缩在头群後面，要很注意才能在缝隙中留意到他。现在他在中国诗坛上露出自己很自信的面孔。从精神的视角来看，江河不是海，也不是江河。他是「人生」的一截支流;世界的一颗卵石，但不很圆。他的诗总是队形很少发生总体变化的仪仗队。一块一块地从你眼前流过。热情而拘谨。庄严而肃穆。他现在似乎在追求清淡，一种炉火纯青的生命的清淡。江河从诗到人的形象都有一种纯正的「北京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意识到精神的内在运动，他正完成自己自臻圆满的独特个性。
我觉得我也不应忘了芒克，他在性格上富於诗人的天然气质。他在《今天》中是个仅次於北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觉地承担重负而不流於言表。他的话像他的人一样本真、自然。由於不屑於追求功利，又不着意於人际关系，他的诗很少在官方的报刊上出现。他的不逊的性格，也不讨那些人喜欢。
以上这几个人是当代中国诗坛上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远比他们的前辈精神上更富於自我意识:也为他们的後来者，特别是大批摹仿者在诗意上未能企及。他们带着新诗的骄傲步入世界诗坛。他们各有各的风格;但各别的风格似乎又合成一个总体风格:「朦胧」。
从远处看他们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看成一团。
他们还有待於从「总体」中分化和独立。
还有一个人现在已经销声匿迹。在那一时期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叫薛明德，四川人，是个曾一度喧嚣一时的青年画家。他的绘画作品当时很引起中外人士的兴趣。人很狂，但更多的「疯」在语言和留得很长的头发上。我还来不及窥探他的灵魂是否颠狂，如凡高。当时北京已出现一面「墙」，它自然地得了一个乳名叫「民主」。它曾活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诗《民主墙颂》和政论文章《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等就诞生在这面墙上。我的这篇政论文是直接评价毛泽东功过的文章。魏京生、任畹町、薛明德还有王军涛 等人都是这面「墙」上很活跃的人物。另外还有当时自立 「解冻杜」的李家华。由於这面墙的长相不受人喜欢，它没有被认可永久出生，只啼哭了一些白昼和黑夜。後来不允许哭叫的时候，就被冲洗了。
然而，民主和人权意识，却烙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迹印深刻，洗刷不去了。
第四次上北京，只去了一个人，叫梁福庆。他是北京至贵阳的列车上的列车员，在我们首次上北京时认识的。他当即「火线」加入了「启蒙」。以後每次上京来来往往，都是由他负责「包车」。他这次去就把上面说的这篇文章在北京张贴出来。
以後我们就被收容审查了。
开始我被单独关押。後来问题被告知「弄清楚了」，就获释了。这一段情况我在另一篇自述中概略谈过。
还有两件事不得不提，因为在我一生中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一是向艾青挑战，二是近年我的爱情生活。
早期，我很喜欢艾青的诗的语言风格。但我不满足。
艾青的诗文化有一种明显区别於他的同时代诗人的东西，那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性文化倾向。他的有些作品表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而不是狭窄的空间语言。
同艾青「挑战」是基於更新民族文化的自觉的责任感。我希望艾青激进一些，仍然保持年轻时代的叛逆性，推动而不是阻遏一种新的文化势头，关注而不是漠视一种不同於世界其它诗学体系的中国当代新的诗学。
同艾青「挑战」是我对艾青的特殊尊重方式。尽管显得火爆和语言不逊，但我总以为艾青会带着宽宏大量的微笑望着年轻的後来者。他一定会明白，啄食他的神圣的诗的前额的凶猛的山鹰正是出於对他的崇爱。
老诗人艾青怎麽也不会想到，在我向他「挑战」的同时，我的床头上仍然挂着雕塑家张得蒂为他塑的铜像的照片!
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艾青是怀有感情的。
我坚持认为: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而否定艾青是浅薄的。
这些挑战文章包括《致当代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刊出在一个大学刊物《崛起的一代》上。另外还有一篇针对艾青的《否定的艺术》而写的《艺术的否定》，这篇东西一直末能以任何形式公之於世。
由於我的这一挑战引起一片喧哗。有些大学生见到这些文章欢呼着把帽子抛向空中，而一些老作家在座谈会上发出「太狂妄了」、「太狂妄了!」的惊呼。
《文艺报》为此先後发表了两篇有关文章。
由於我的 「狂妄」《诗刊》也就坚持不发表我的作品。我的作品一压再压，几近湮灭。
向艾青挑战是发生在1980年和1981年间的事。
从1978年上北京启蒙之後，我的生活一直都不安定。其实在此之前，我也从未有过一天安静的生活。我总感觉一种什麽不能见容於我的东西一直紧追我不放。这种感觉从童年时候就开始了。我的整个一生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生。我总是如「惊弓之鸟」，随时都莫名其妙有一种不安全感。这就是为什麽我的某些作品都带有某种色彩，如《「弱」的肖像》和我构思已久的《逃》。我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知也不可摆脱的力量在支配着存在。我是个弱者，却总是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强大的行为。我天生总不「安份」，我之外的世界又总是让我不安分。许多事情找我也无法向人说清是与非。反正我总是「犯错误」，总足 「不对」，总是 「有罪」。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倾向1997年夏总第九期